《逸周书·度邑》记载了武王临终前的话,他对亲弟周公旦说:“汝其可瘳于兹,乃今我兄弟相后,我筮龟其何所即。今用建庶建。”这段话传递了武王心中的希望,即希望周公旦能够继承他的意志,继续周朝的事业。对这些话,周公旦感到既惊恐又感动,以至于泪流满面,双手紧握,深感责任重大。事实上,武王的意图非常明确——他希望将自己的王位传给同母弟周公旦,而不是直接传给年幼的太子姬诵。
武王在打败商朝后,意识到商人的势力依然未曾消散,因此常常心情沉重,夜不能寐,生怕周朝的统治受到威胁。尽管三年后武王去世,太子姬诵年仅十三岁,缺乏治理之力,武王依然决定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弟弟周公旦,以确保国家的安定。然而,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悬疑:周公旦是否真的称王?如果周公旦称王,那么他便是西周的第二任君王;如果不是,那么继位的便是周成王姬诵。
展开剩余73%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,然而,也引发了新的疑问。在史书中关于周公是否称王的记载异常模糊,令人难以捉摸。《尚书·周书》中的多篇诰文被认为是周公所作,其中便有“周公咸勤,乃洪大诰治”之句。但若周公没有称王,何以会有“诰文”这种正式的君主命令文书呢?有些学者,尤其是宋代的儒家学者,认为这些“诰文”出自周成王,最多是周公代为起草。
《尚书·康诰》中也有疑点,特别是关于周公东征后的记载。当周人成功消灭了商朝残余势力后,周公向康叔下达了命令,命令中提到“王若曰:‘孟侯,朕其弟,小子封。’”在这里,周公称康叔为“弟”,而“王”显然不是姬诵,而是周公本人,这意味着周公已经担任了某种形式的王权。
因此,像荀子和韩非子等人便认为周公已经称王,荀子曾言:“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.....偃然如固有之。”然而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,指出成王年幼,周朝的统一主要依赖周公代为摄政,成为事实上的执政者。史记明确指出,周成王姬诵才是西周的第二位君主,周公旦只是以“冢宰”之名进行摄政。
从史料来看,周公是否称王依然是一个争议问题。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历史的真相,也对儒家学说中推崇的周公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,相关的青铜器铭文成为了我们解开这个谜题的重要依据。若周公确实称王,那么西周的金文应该能够反映出这一点。以下是三件著名的青铜器上的铭文,它们对周公的称谓有着至关重要的指示。
首先是“西周禽簋”,这件青铜器的铭文由周公长子伯禽所作,背景是周公旦东征伐奄,铭文清楚地写道:“王伐奄侯,周公谋。禽祝,禽有脤祝,王赐金百寽。禽用作宝彝。”可以看出,成王亲自征伐奄,而周公则是主要谋士。
其次是“史墙盘”,这件由微子启的后代制作的青铜纪念盘,铭文记录了西周前七代君主,其中成王被列为武王之后的第二任君主,而周公旦并未成为君王,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周公未称王。
第三件青铜器是“冉方鼎”,该鼎讲述了周公东征胜利后,周公赏赐了贵族“冉”。铭文记载了周公的东征事迹:“唯周公于征伐东夷,丰伯博姑咸裁”,但依旧称周公而非“王”,这表明周公并没有称王。
总的来说,现有的周代青铜器铭文中,并没有一处提到周公称王。因此,我们可以推测,周公确实未称王,而是以摄政的身份管理国家。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史记记载的印证。
然而,这也引发了另一个疑问:《尚书·康诰》中的“王若曰:‘孟侯,朕其弟,小子封’”是否意味着某种误解?还是另有隐情?实际上,“王若曰”中的“若”字,似乎暗示了周公在执行职务时的特殊身份。在古代,君王的命令通常会直接使用“王曰”这样的措辞,而加入“若”字,则可能表明这段话是周公作为摄政王的言辞。因此,无法否定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有其历史依据,而史记等史料的记载,也可能因为后人的解读误差产生了偏差。
综上所述,关于周公是否称王的争议,源自于不同史料的解读及后人对“王若曰”的误解。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,考古发现提供了宝贵的线索,也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一部分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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